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甲骨刻辞的古朴神秘，到青铜铭文的庄重典雅；从《诗经》的婉转悠扬，到诸子百家的思想璀璨，每一段文化遗存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智慧。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让我们明晰文化来路，增强文化自信，更能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有鉴于此，2025年9月17日下午，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国际知名的文史及汉学研究学者陈致教授以“从金文与诗经看四言诗体的形成”为题，为师生带来一场贯通文学、历史与考古的学术盛宴、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第一课”。现场吸引了两千余名师生聆听，大学会堂里座无虚席，另有不少同学在演艺厅等场地观看直播。讲座由教务长李建会教授主持。

李建会教授主持讲座

在讲座开始，陈校长首先厘清了中国最早的诗歌体裁并非大家熟知的五言或七言诗，而是更为古老的四言诗。虽然民间流传着如《击壤歌》、《卿云歌》等据传为尧舜时期的早期诗歌，但因其记录年代较晚，只能被视为传说而非确证，相较之下，西周青铜器铭文（金文）作为直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早期诗歌提供了更可靠的材料。

陈校长接着介绍了“诗歌起源于民歌”的传统旧说，并指出随着清华简、上海博物馆竹简等出土文献的涌现，这一论断需重新审视。陈校长认为，以往研究忽略了一个关键文化密码——两周金文中大量存在的祭祀礼乐文辞。“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从《诗经》文本尤其是《雅》《颂》中频繁出现的车马、仪仗、祭祀用语等贵族元素可明确判断：《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并非民间创作，而是西周贵族在祭祀、宴飨、册命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礼辞”（ritual language）。这些礼辞在反复使用中逐渐固定化、模式化，形成了一套官方“套语”（formulaic expressions/language），从而成为四言诗体的语言基础。

陈致校长演讲中

在讲座核心环节，陈校长通过多件西周青铜器铭文与《诗经》文本的对照讨论了铭文由杂言向四言的发展、金文的韵语化与韵文的形成。例如，史墙盘铭文中的“日就月将”与《诗经·周颂·敬之》中的相应诗句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并非简单的互相引用，而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当时祭祀活动中的固定化成语。陈校长根据金文编年研究进一步指出，西周共（恭）王时期（922-900 B.C.）是西周金文四言化和韵文化的关键时期。共王时期以前，西周铜器铭文多不押韵，且每句长短不一，没有明显的格式化（regulated）特点；共王时期，金文和《诗经》都使用当时的成语，句式变的规则且开始押韵，例如盠方彝铭文“盠拜稽首，敢对扬王休”与《诗经·大雅·江汉》中的“虎拜稽首，对扬王休”；史墙盘铭文与应侯见工钟铭文也显示出用韵倾向。为了押韵，当时的铭文作者还创造了许多新的词语，例如为了押阳部韵而创造的“永宝用享”。

随后，陈校长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祭祀活动一直有，为何四言诗会在西周中期大量出现？陈校长揭秘了另一个关键因素——音乐。四言诗体的定型与西周礼乐制度，特别是雅乐的发展密切相关。雅乐的真正形成正是在西周中期，乐钟的制作和使用趋于规范化和定型化，要求与之配合的礼辞也需节奏整齐、押韵和谐，推动了祭祀礼辞向诗歌化方向发展。

现场师生专心聆听

此外，陈校长还对《诗经·周颂》的三十一篇作品用韵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其中十一篇完全不押韵，另有多篇杂韵或换韵。结合金文用韵规律，他认为《周颂》诸篇除无韵诗篇外，大多产生于西周中晚期。这一观点对传统“《周颂》皆作于武、成、康、昭时期”的论断提出了重要修正。

在讲座尾声，陈校长幽默对比了AI（如ChatGPT、Deepseek、文心一言、豆包等）在识别金文成语时的表现，指出AI目前仍难以胜任深度的古典学考证。他强调，严谨的学术训练、扎实的文献功底与批判性思维仍是人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在互动环节，陈校长就金文和传世文献的校勘问题与同学展开讨论，强调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互证的重要性。

现场学生提问

本次讲座通过金文与《诗经》互证，清晰勾勒出四言诗体在西周礼乐文明中孕育、定型的历史进程，不仅加深了同学们对先秦文学与历史的了解，展现了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人文领域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新范式，更让同学们认识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入挖掘文物与文献中的历史细节，不断丰富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认知。本次讲座对于涵养同学们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激励同学们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让文化之根扎得更深、文化之魂焕发生机！